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关于权利与法律关系的思路之所以在十分接近正确答案时却误入歧途，是因为他没有能够把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关系置于公民主体的互动关系中，也没有能够把两者统一于民主立法的程序中，而是将它们置于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生硬的终极权威之下。

在判决书中表达如下： 如果国会已经清楚地留下空间，让行政机关去填补，这就是明确授权行政机关以制定条例的方式阐明法律的具体规定。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美德视为知识，代表了一种可以被认知和传授的善，[39]因此正义在他那里必然是一种实质性的观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52]即便是传统的警察部门，也无法避免在立法沉默或模糊的情况下大量制定政策。权威性效力可以在程度上区分大小，有权威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尊重。总之，合法的行为或规范才具有法律效力。但substantive validity若难以判断，此时只要procedural validity存在，表示尊重含义的binding effect依然可以存在。虽然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区分可以表现正确性效力的实体性，以及权威性效力的形式性，实体正义和形式正义之间也具有相互独立性，然而，这并不能够涵盖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的复杂性。

如果有，那么法院径行依上位法决断即可。三、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的理论逻辑 本文对于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别的概括主要以正确性——权威性维度和服从——尊重维度为主，从此区别中可以推断出其他区别和结论。法律正义或制度正义是指受社会正义决定并反映社会正义的法律上的正义。

原因在于两者产生的基础并不相同，前者来自于法律的设定，后者则源自权威性的大小。但更受法院尊重的规范并不必然优先适用，它仍然有可能在法院的审查之后遭到否决。[52]因此需要在内容判断的基础之上，再进行一些修正，即将权威性的因素引入到效力概念中来，使之与正确性因素并存，成为法院判断规范性文件的准据。[70]在中国的法律中，法院对待属于法源的规则似乎可以持有不同的态度，如对法律、法规，法院应当依据。

转折似乎早在奥古斯丁的经院哲学理论中即可窥见端倪，在奥古斯丁看来，永恒的律法等于上帝本人的理性，上帝的内在生命与其外在的活动都是按照他的律法进行并受其支配的。[70]那么对于非属法源的规则来说，它们的权威性效力又当如何判断？本文作者认为，此时应当结合此类规则权威的性质进行讨论。

另外，正确性可以区分为正义和拟制正确，权威性则包含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制度权威又可分为绝对制度权威和相对制度权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标准。此处试图要说明的是，基于权威性效力和正确性效力来源的不同，两者可以相互分离，各自维持自己的评价标准，只不过如果对于效力的判断是明确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探讨权威性效力。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页109。

[1]但是，我们同时又发现，包括《立法法》在内的诸多法律文本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不同规范性文件的效力有高低之别。上述两步判断法有些类似于谢弗朗案中的两步判断。参见（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页482、660。参见（英）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丰子义、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页163。

上帝作为一个主体可以具有内容无涉的权威性。本文试图在传统法律效力理论注重正确性的基础之上补充权威性要素，将单一的法律效力概念扩展为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从而更加适应当今社会规范治理的现实。

[54]Supra note 34，at 842—843. [55]Ibid.,at 843-844. [56]Skidmore v. Swil Co.,323 U.S.140，(1944). [57]See Michael C. Tolley, Judicial Review of Agency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Deference Doctrin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31 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21(2003). [58]此处的行政规则与本文其他地方使用的行政规则含义不同，此处特指德国行政法上上级行政机关、领导对下属行政工作人员发布的一般—抽象的命令。位阶较低的规则可能因为在内容上与位阶较高的规则抵触而被判定丧失效力，但是假如进一步的判断认为其符合位阶更高的规范，则该规则又会恢复其效力。

所以现代政府的权威是一种相对制度型权威和理论权威的混合体，其权威性并不由内容的正确性决定，而来自于一种拟制正确性权威的传递和其自身的理性化程度。况且，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标准十分模糊，[69]单纯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极为少见，绝大多数问题属于法律与事实的混合问题，这就更说明对此二者可以采取统一的处理方式。这似乎有司法代替行政之嫌，成为了法治国原则在现代社会的过度体现。procedural validity和substantive validity若分别作用，形成的 binding effect是否会有所不同？笔者认为，validity的区分会带来binding effect在含义上的不同。而当相对制度权威大且理论权威小或相对制度权威小且理论权威大时，法院的尊重程度中等，它不能仅仅审查规则与其目的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也不必以专业的眼光详细审查规范制定的基础，只需要以普通人的视角体会自己是否可以被行政机关出具的理由说服。一旦情势发生变化，前后不一致的情形也是允许的，只要这种不一致有合适的理由，或者说关于不一致决定的理由在推理上是有效的、彻底的。

关键词:  正确性效力,权威性效力,尊重,服从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效力是法学中最为核心和根本的概念之一，频繁出现于立法文件、法学论著和日常法律用语当中，为法律人所熟知。更重要的是，区分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对于司法审判，尤其是行政审判活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在法理学的研究中却未充分展现。

第三次技术革命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程度，并导致了深层次的国家干预。但是，若将镜头拉近至单个事件，则权威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正确性，或者说，权威性仅仅只是人们判断该问题正确性的一个考虑因素。

[51]显然，相对制度权威所做出的规定在内容上并不一定是拟制正确性的展开，但是仍然可以通过服务性观念获得权威。当相对制度权威小且理论权威也小时，法院的尊重程度最低，法院需要在实质上较深入地介入到专业管理领域中去，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仔细地衡量规则的理性化程度，这相当于重新审查规则制定的基础。

有学者总结了三种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类型，包括社会正义与制度正义、具体正义与抽象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面对正确性所能提供之资源的不足，权威性的概念有必要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4]此外，对于行政法规和规章来说，除了位阶的高低外，也存在着作用力的区别。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8月20日。

这种正确性被赋予某个主体，该主体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主权者，其中主权者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人民。[19]鉴于语言本身固有的模糊性开放结构，不可能完全消除法律推理中的不确定性，但只要推理的前提不是原则性的，推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不会造成显著影响。

所以法律效力本身是没有等级的，所有的法律在其调整范围内效力是一样的，对义务人的约束力也是一样的。首先，正确性效力体现了规范在内容上的正确性，而权威性效力则表达了规范在形式上的权威性。

他的这种划分的思想（而非划分本身）对于本文即将论证的内容具有令人称道的指导意义。相比较前述美国的乙醛公司诉联邦环境保护署一案，法院根本就没有触及对实质性内容的审查。

虽然在传统上我们认为法院是法律问题的专家，因此，在法律问题方面可以重新评估行政机关对于法律的解释，并作出最终决定。参见黄文艺：作为一种法律干预模式的家长主义，《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而由某个主体掌握这种具有服务性功能的权威则需要绝对权威或者拟制正确性的授权。举例来说，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相对于其他规范性文件而言位阶更高。

除此之外只有纯粹的意志了。如此一来，在一种较为粗略的情形下，可以形成非法源规则权威性大小的四种组合：相对制度权威大且理论权威大、相对制度权威大且理论权威小、相对制度权威小且理论权威大、相对制度权威小且理论权威小。

尊重并不意味着服从，建议与命令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并不具有断然性的特点。与此同时，基于现代政府的专业性管理能力，行政机关又具有一种弱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型权威，即理论权威。

若从总体上看，具有权威性的主体所作出的决定或者判断往往是正确且令人信服的，惟其如此，方能增强或维持该主体的权威性。1998年1月，国务院将北京市列为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为达到北京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根据北京地区的环保要求，制定了低硫优质煤及制品的北京市地方标准。